以摆脱为体肛交，以民主为用。

——严复：《原强》

近代汉字新语较为大批的变成样式，是用汉语古典词对译内涵邻近的西洋术语，古义中渗透西义，演为一个包蕴近代义的新名。新名的生成和定格，是中西见识对接、相互格义的后果。以“摆脱”一词为例，不错看到这种西义渗透中义，中义又不绝反拨，终至“涵化”的运行条理。[1]

一、“摆脱”的汉语答应

“摆脱”是“自”与“由”两语素构成的主谓结构名词。

（一）释“自”

“自”为象形字，甲骨文作，金文作自，小篆作自，《说文解字》云：“自，鼻也，象鼻形，凡自之属皆从自。”东谈主们表述“我”时，风气手指自鼻，故“自”的本义是鼻子，行为代词，指我方、自我、自己；还可作动词用（自从、来自）、作副词用（自重、自谦）、作名词用（自指）。“自”的要义是自愿。物理界是闲隙之物，没故意志；动物界有本能的自我感，却莫得自愿的自我意志。惟有具有感性的东谈主类，才具有自愿的自我意志。而自我意志及自我的受适度，恰是摆脱的起点。

（二）释“由”

“由”甲骨文作，金文作由。“由”是从“田”字中间一竖露面而来，田有限制确界说，“由”默示限制不细目，可突破，故“由”的本义是不细目、不固定，引义为不受适度、自作东张。

（三）自主、自恣义的“摆脱”

在汉语文化系统内，“自”与“由”组合成“摆脱”一词，兼纳“自”的自我义，“由”的不受适度义，合为“由于我方、不由外力”之义。

先秦莫得“摆脱”一词，但在学术多元、念念想较为放任的春秋战国，“意由己出、不假外力”的不雅念常见于哲东谈主的表述。《论语·颜渊》云“为仁由己，而由东谈主乎哉”，意谓求仁是我方内心的追求，不是外力強加的。“由己”（“由于我方”、“出于己意”），可视作“摆脱”一词的前身。《庄子·逍遥游》冲决“天网”，纵横八极的诗埥表达，更谈出古典“摆脱”的意境。西汉司马迁在《史记·货殖传记》中援用《周书》，指出农、工、生意各有不可替代的商品经济功能，让其摆脱发展，便可富国裕民。但在《史记》书中并未出现“摆脱”一词，直至唐代司马贞《史记索隐》才将太史公的这一精义点化出来：“贫富之谈，莫之夺予”“言贫富摆脱，无予夺”[2]，觉得贫富乃劳顿家自已的力图所致，国度不应强行夺取、予以。可见，先秦、西汉有“摆脱”的文化追求、经济念念想，却并未造出“摆脱”这一词语。

以笔者所见，“摆脱”并联成词，始于东汉。经学家赵歧（108—201）为《孟子·公孙丑下》“则吾进退岂不绰绰然多余裕哉”句作注曰：“今我居师宾之位，进退摆脱，岂不绰绰然多余裕乎！”[3]这里的“摆脱”意谓自行己意，开“摆脱”词义之先河。经学全球郑玄（127—200）为《周礼》作注云：“去止不敢摆脱。”“不见尊者，行摆脱，不为容也。”两处“摆脱”皆意谓自作东张，而不为尊长所容纳。

晋代以降的文史篇什，“摆脱”每每出现。蜀汉、西晋史家陈寿（233—297）《三国志·吴书·朱桓传》云：“节度不得摆脱。”裴松之为《三国志·毋丘俭传》作注：“而师遂意摆脱，不论封赏，权势闲隙，无所领录，其罪四也。”毋丘俭借魏朝皇太后之名，历数大将军司马师裂缝，其中之一便摆脱擅权。这里的“摆脱”彰着是贬义（妄自行为）。东晋袁宏（约328—376）《后汉纪·灵帝纪中》云：“方今权宦群居，同恶如市，上不明脱，政出傍边。”

南朝宋范晔（398—445）编撰《后汉书》多用“摆脱”，《后汉书·阎皇后纪》：“吾伯仲权要，威福摆脱。”《后汉书·五行志》：“永寿三年七月，河东地裂，时梁皇后兄上卜异秉政，桓帝欲摆脱，内患之。”“樊崇等立刘盆子为皇帝，然视之如赤子，百事摆脱，初不恤录也。”

《晋书刘琨传》：“若圣朝犹加忍受，未明大体，则不逞之东谈主袭匹之迹，杀生摆脱，公行淫佚，无复畏避，信任群小，随其与夺。”《宋书·氐胡传》：“与其逆生，宁就清灭，文武同愤，制不明脱。”

徐陵编于公元6世纪的《玉台新咏·为焦仲卿妻作》：“吾意久怀忿，汝岂得摆脱。” 唐东谈主李大家（570—628）、李延寿编撰《北史·尒朱世隆传》：“既总朝政，生杀摆脱。”柳宗元（773—819）《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》：“春风无穷潇湘意，欲采苹花不明脱。”白居易（772—846）《苦热诗》：“始惭当此日，得作摆脱身。”宋东谈主王安石（1021—1086）诗云：“风吹瓦堕屋，正冲破我头……我终不嗔渠，此瓦不明脱。”诸例“摆脱”，均指个东谈主自恣及自主生涯空间。

汉译释教经典，尤其是禅宗经典，也常用“摆脱”一词，意谓“不固执、自任自恣”。如慧能（638—713）的《坛经》有“表里不住，往复摆脱”，“于六尘中不离不染，往复摆脱”之句；南宋编的禅宗汗青《五灯会元》有“摆脱闲隙”说。

日本古典《大宝令》（701）、《日本书纪》（720）等出现的“摆脱”与中国古典义交流。《续日本纪》（797）有“专政炫耀，升降摆脱”，11世纪藤原宗忠《中右记》有“当天被抑下，颇渊博脱欤”之句，均指狂放、自恣。

总之，在汉字文化圈，“摆脱”的古典义为“狂放、纯粹、自恣、自专”，与适度、制约、不竭相对应，带有老庄念念想和释教念念想意味。古汉语中的“摆脱”，使东谈主理猜想的即是《庄子·逍遥游》中那种冲决“天网”，纵横八极的意境，以及嵇康（224—263）“越名教而任天然”式的旷达与英俊，孟子称之“安逸”，庄子称之“自是”“自善”，而“逍遥”是最逼真实表述。在重礼教模范的古代主流文化中，“摆脱”大多行为一个凄怨的贬义词使用。

（四） “摆脱”之西义

在西方，摆脱（Freedom）、摆脱办法（Liberalism）行为一个政事形而上学的中枢见识，有着久远传统，其起源可追想到希伯来的《预言书》、前苏格拉底形而上学家的学说和耶稣登山宝训。从“两希”（希伯来、希腊）传统产生爱重东谈主的个性的意志，把东谈主从对集体的皆备屈从中解放出来，从俗习、法律和巨擘的不竭中解放出来。拉丁语Libeta，意为挣脱不竭。罗马时间的“摆脱”，指从被不竭、被荼毒中摆脱出来，是与跟班制的“奴役”相对的见识。天然，古希腊、古罗马的“摆脱”只属于摆脱民，“会语言的牲口”跟班则与摆脱无缘。欧洲中叶纪是一个封建的、阶层的社会，摆脱精神受到大批压抑。藉助文艺回复—发蒙清晰，近代欧洲渐次兴起的摆脱办法，则是对中叶纪等级不雅念和神学蒙昧办法的反拨，与阛阓经济和民主政事的发展相为表里，指个性解放、文化摆脱、教师摆脱、政事摆脱、贸易摆脱等，是与专制独裁、宗教独断论相对的见识。[4]

在形而上学上，“摆脱”与“势必”相应，指对势必的相识和对客不雅寰宇的纠正。

总之，在西方，“摆脱”（Freedom）是一个古今演化、含义错综的见识，法国发蒙清晰念念想家孟德斯鳩（1689—1755）说：“莫得一个词比摆脱有更多的涵义，并在东谈主们的意志中留住更多不同的印象。”[5]英国不雅念史家以赛亚·伯林（1909—1997）的《摆脱论·两种摆脱见识》指出，“摆脱”一词有两百种以上的界说。依笔者所见，“摆脱”界说之多，可与“文化”相忘形。

《摆脱论》

汉字文化圈内的中国和日本，近代靠近的便这么的纷纷错综的西来“摆脱”不雅念。

二、汉译Freedom和Liberty：从“自主”到“摆脱”

（一）“自主自重”

西方的“摆脱”理念传往东亚，首先于16、17世纪之交的耶稣会士。耶稣会士在东亚的译业，导致东西方摆脱不雅的交会和反应这两种摆脱不雅的语词的对译。

明末来自意大利的耶稣会士艾儒略1623年发行的《西学凡》，在先容上帝教教义时，称上帝“自主自重，至爱雄伟，至公森严，无物不照护”。其“自主自重”是对西方摆脱见识的中文表述，不外尚未防范成词。

（二）汉英辞书的多种译法

在中国，英语Freedom和Liberty的汉语译词最先出当今19世纪初中叶来华新布道教士及中国士东谈主所编的早期英汉辞书中。1822年的马礼逊辞书在principles of self rule（自律原则）和not under the controul of any one（不受任何东谈主适度）意旨上，将Freedom和Liberty译作“自主之理”。1844年的卫三畏辞书虽未收Freedom一条，但有Free一词，和Liberty一样，都给出“自主”这一译词。不错说，“自主”是Freedom和Liberty在中国的最早译词。至于“摆脱”，则是行为Free的译词，最早出当今1847年的麦都念念辞书第一卷中；行为Liberty的译词，最早出当今1867年罗存德辞书第二卷中。

Freedom和Liberty在中国的翻译大要为：“自主”→“摆脱”。

（三）“自主之理”

至于著文先容西方Freedom或Liberty念念想的，则首推德国入华布道士郭实猎。谈光乙未年（1837年）阴历六月肛交，郭实猎创办于广州的中文期刊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》在“新闻”栏现时刊文曰：“英祥瑞国之公会，黄药师甚推自主之理……倘国要旺相，必有自主之理。”[6]

1885年，傅兰雅与应祖锡翻译《佐治刍言》，1890年前后何启、胡礼垣作《新政真诊》，也都先容了Freedom或Liberty，以“自主之权”表达前述“自主之理”意蕴。

（四）酬酢文书和报刊：“摆脱”成词

近代意旨上的“摆脱”成词，较早见于清末的酬酢文书。如清政府与好意思国1868年7月28日在华盛顿坚定的《中好意思续增新约》的中文本中便有“摆脱”一词：

大清国与大好意思国，切念民东谈主赶赴列国， 或愿常住入籍，或随进构兵，总听其自便，不得禁阻为是。当今两国东谈主民相互构兵，或游历，或贸易，或久居，得以摆脱，才故意益。[7]

此“摆脱”别称，显是中好意思酬酢国共同对译的产品。

满东谈主志刚1868—1870年与前任好意思国驻华公使蒲安臣率使团出访欧洲十一国，1872年出书日志《初使泰西记》，内有“当今两国东谈主民相互构兵，或游历，或贸易，或久居，得以摆脱，方故意益”等语，似为从近代西方义上使用“摆脱”一词。

1880年代，“摆脱”一词亦往往被袭取。如1884年，诗东谈主酬酢家黄遵宪离日赴好意思后，作诗吟咏好意思国总统选举，有“一律对等视，东谈主东谈主得摆脱”之句。1885年12月23日，英文《字林西报》的文章中夹有中文“摆脱党”译名。1887年，《讲述》有一篇文章，《论西国摆脱之理相爱之情》。

综论之，近代义的“摆脱”一词初用于中国，在19世纪中叶，以后渐次荒芜出现，而渊博使用，并成为具偶而间性影响力的关键词，则在1890年代，尤其是中日甲午战后。这与日自己分分不开。

三、近代义“摆脱”在日本厘定

（一）近代日本以“摆脱”译介西语

以“摆脱”这一古汉语词对译西方关连见识，较早发生在江户时候的日本。16、17世纪之交，葡萄经纪东谈主通过南洋群岛抵达日本，被日本东谈主称之“南蛮”，其学被称之为“南蛮学”，在日本东谈主所编南蛮学用具书《罗葡日辞书》中，liuremente被译作摆脱。文化七年（1810）发行的《译键》又将Vrijheid译作摆脱。

幕末、明治间的日本出现翻译西书的郁勃。1855至1858年出书的《和兰字汇》以“摆脱”对译荷兰关连词语。文久二年（1862）发行的《英和对译小型辞书》受来自中国的麦都念念的《英华字典》影响，将英语词Freedom译作“摆脱”。尔后，明治初出书的《改正增补和译英辞书》、《英和字典》等相通将英语词Freedom及Liberty译作摆脱。

在幕末至明治的各式日本论著中，“摆脱”冉冉从古典的自恣、自专、放任义，发展成近代含义的“摆脱”。福分谕吉庆应二年（1866）所著《西洋事情》卷之一，“摆脱”与“自主狂放”并用，那时还有“闲隙”、“不羁”、“宽弘”等译法，均为对古汉语“摆脱”的狂放、自恣、自专含义的承袭。而中村清廉（1832—1891）明治四年（1871）将英国念念想家穆勒的《摆脱论》译作《摆脱之理》，在译词上参考了罗存德的《英华字典》。《英华字典》以“自主之理”译英语freedom，中村清廉的译作也沿用“自主之理”，又并用“摆脱之理”。明治七年（1874），中村在《明六杂志》发表《西学一斑》，使用“东谈主民摆脱志力”、“摆脱的权”等语，这是从近代政处分念角度使用“摆脱”一词，与“专制”、“擅权”相对应。箕作麟祥（1846—1897）于明治四至六年间（1871—1873）发行的《泰西劝善训蒙》卷下，胪陈“士民摆脱权、总共权”，其中包括“躯壳摆脱权、自己摆脱权、意志摆脱权、出书摆脱权、言词摆脱权、物件摆脱权”等等，快要代西方摆脱理念铺陈开来。明治八年（1875），加藤弘之在《国体新论》中引述法国孟德斯鸠的“摆脱权”念念想，在今义上广用摆脱一词。明治十七年（1884）重版的《形而上学字汇》则从形而上学意旨上将freedom译作摆脱、闲隙，意谓对势必的相识。

可见，在近代日本，“摆脱”冉冉从含有“放任、自恣、自专”义的生活用语，通过对译西洋见识，演为近代政事术语及形而上学术语。19世纪70—80年代日本兴起摆脱民权清晰，明治七年（1874），坂垣退助等士族学问分子创立“奋发社”，主张以资质东谈主权说为基础的民权办法，强调“进展自主”、“伸张东谈主民之权益”，建议“赞成民会”。明治十三年（1880），植木枝盛等组织“摆脱党准备会”，在盟约的第一条中说：“推行我日本东谈主民摆脱、伸张东谈主民权益”。明治十四年（1881），以西园寺公望（1849—1940）、中江兆民（1847—1901）为中心，创刊《东瀛摆脱新闻》，宣传“摆脱”理念。同庚景就“摆脱党”，高张“摆脱”之旗，倡言“主权在民”。摆脱民权清晰天然遭到压制，不久即解体，但自此，近代义的“摆脱”在日本为国民所常用。

日本摆脱民权清晰

（二）旅日中国东谈主使用“摆脱”一词

黄遵宪出使日本多年，而19世纪70—80年代的日本，西方译词“摆脱”已是流行语，黄氏的诗作彰着是取用日本汉字译词“摆脱”，与中国古典义有所不同。但黄遵宪1890年著《日本国志》，将“摆脱”释作“不为东谈主所固执之义也，为上者不可压抑之、不竭之也”，又未能脱出中国古典“摆脱”的自恣、无固执义。1896年，黄遵宪、汪康年、梁启超级东谈主在上海创办《时务报》，倡导维新变法，礼聘日本东谈主古城贞吉主办“东文报译”。1896年阴历九月十一日，《时务报》第八册载古城贞吉译《加拿大摆脱党国政》。

维新变法失败后，梁启超级东谈主流一火日本，在横滨创办《清议报》、《新民丛报》，“摆脱”一词屡屡出现其中。如：1899年阴历五月十一日，欧榘甲（1870—1911）在《清议报》第十八册上发表《烈士乱党辨》一文，其主旨在“伸东谈主民资质摆脱之权、东谈主治进化之义”，觉得欧洲乃“藉宗教革新、国度革新、社会革新之力，民东谈主得享摆脱之福利、对等之安全，合群进化，以有十九周之文静”[8]。同庚阴历七月十一日，欧榘甲又在《清议报》第二十四册上发表《论中国当知摆脱之理》一文，专门探讨中国的“摆脱”问题。自1899年运转，梁启超在《清议报》上连载《饮冰室摆脱书》。1900年，《新民丛报》汇编载《新民说二：论摆脱》。

19、20世纪之交，一些具有发蒙念念想倾向的书刊竞相从积极、朝上义上使用“摆脱”一词，以与专制办法相抗拮。梁启超于1899至1901年间撰写系列论文《摆脱书》（67篇），参考福分谕吉的《文静论马虎》和德富苏峰的《改日之日本》、《国民丛书》中的不雅点，简述“团体之摆脱”与“个东谈主之摆脱”的关系；还借助中村清廉的译作《摆脱之理》，吸取穆勒《摆脱论》念念想，变成反对“浓烈摆脱”，提倡“文静摆脱”的摆脱不雅。又如《浙江潮》连载翻译演义《摆脱魂》呐喊反对帝王专制的摆脱精神。1902年严复论及“摆脱生业”，答复摆脱经济问题。另外，清末民初“不明脱，勿宁死”成为热血后生的理论禅。这都是从西义上使用“摆脱”一词。

四、对译名“摆脱”的异议

1903年，严复翻译约翰·斯图亚特·密尔（John Stuart Mill，1806－1873）的文章On Liberty（今译《论摆脱》），拟名《群己权界论》，从社会（群）与个东谈主（己）的权益分界角度论摆脱的门径。严复在《译凡例》中，对Freedom和Liberty的翻译问题进行探讨。他最初对“西文Liberty里勃而特，当翻公谈，犹云事事公谈云尔”这一不雅点建议反对，称“此其说误也。”

严复

严复不采“摆脱”，而新创“自繇”一词，与Freedom和Liberty对译。其情理如下：

“由”、“繇”二字，古重复假。今此译遇“自繇”字，皆作“自繇”，不作“摆脱”者，非以为古也。盖其字依西文规例，本一“”名，非虚乃实。写为“自繇”，欲略示分别云尔。[9]

严复之是以创“自繇”一词，是要辞谢“摆脱”走向放任，可谓精心良苦，既标明他对西方摆脱办法真义的把执，也涌现出他对中国容易从专制办法顶点走向放任办法顶点的操心。但他所制作的“自繇”一词并未得到社会认同，因其笔画繁复，含义蒙眬，又有生造之嫌，无法实验，故自后流行的仍然是“摆脱”一词。何况，严复本东谈主的著译也多用“摆脱”一词。

五、近代义“摆脱”在中国流播

摆脱的近代义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，如前所述，具体先容西义“摆脱”（Freedom）的，首推德国入华布道士郭实猎，不外那时他是在“自主之理”神气下答复摆脱含义的。

五十年后，Freedom的汉字译名“摆脱”方防范登场。1887年《讲述》刊载《论西国摆脱之理相爱之情》一文，述及西方摆脱念念想、摆脱原则，并先容了培根等东谈主对摆脱的相识。

1895年，严复发表《论世变之亟》一文，论及摆脱原则关于西方社会的紧迫性，觉得摆脱与否乃是西方与中国压根各异之场所：

夫摆脱一言，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，而从未曾立以为教者也。彼西东谈主之言曰：唯天生民，各具赋异，得摆脱者乃为全受。故东谈主东谈主各得摆脱，国国各得摆脱，第务令毋相侵损云尔。使东谈主摆脱者，斯为逆天理，喊东谈主谈。其杀东谈主、伤东谈主及盗蚀东谈主财物，皆侵东谈主摆脱之极致也。故侵东谈主摆脱，虽国君不可，而其刑禁章条，要皆为此设耳。[10]

行为摆脱办法在中国的第一代传东谈主，严复充分肯认摆脱不雅，并指出摆脱的前提是不得侵害他东谈主摆脱，又指出西学的要领并不在于本领层面，而在于其念念想灵魂中的摆脱精神，民主轨制也仅仅竣事东谈主的摆脱的一种用具和要领。他借用中国传统的体用不雅框架，将西方近代学文化特点概述为：

以摆脱为体，以民主为用。[11]

严复又操心“摆脱”被国东谈主误会为任其所为，曾尝试以另名取代之。1903年严复翻译约翰·穆勒的onliderty，译名《群己权界论》，反应了严复对译名“摆脱”一词不滿意，特制“群己权界”（社会与个东谈主权益的边界）一语。同庚，马君武（1881—1940）重译该书，译名改为《摆脱旨趣》。1899年阴历七月十一日，康有为门生欧榘甲（1870—1911）在《论中国当知摆脱之理》一文中，将摆脱视为东谈主的内容章程性之场所：凡所称为东谈主者，以其有自主之权，不受制于东谈主也。[12]觉得西方东谈主称中国为“跟班国”，称中国东谈主为“跟班民”，“直无一不称其实”，因为自秦焚典坑儒以来，中国在“政事”和“学术”上“间隔摆脱”久矣。中国要拨云见天，必须走摆脱之路。康有为另一大弟子梁启超在宣传摆脱精神方面走得更远。自1899年运转，他在《清议报》《新民丛报》《国风报》上连载《饮冰室摆脱书》。其中有《废弃摆脱之罪》篇，开宗明义曰：天劣等一大罪戾，莫甚于侵东谈主摆脱；而废弃己之摆脱者，罪亦如之。[13]

1900年，梁启超《新民说·论摆脱》云：“不明脱，毋宁死”，斯语也，实十八十九两世纪中西洋诸国民是以立国之本原也。摆脱之义，适用至当天之中国乎？曰：摆脱者，天地之公理，东谈主生之要具，无往而不适用者也。[14]

1900年《万国公报》136册起连载斯宾塞尔《摆脱篇》中译本。

1901年，梁启超在《十种德性相背相成义》一文中指出：摆脱者，权益之表证也。凡东谈主是以为东谈主者，有二梗概件：一曰人命，二曰权益。二者缺一时，乃非东谈主。故摆脱者，亦精神界之人命也。文静国民，每不吝掷若干形质之人命，以易此精神界之人命，为其重也。……吾中国四万万东谈主，无一可称完东谈主者，以其仅有形质界之人命，而无精神界之人命也。故当天欲救精神界之中国，舍摆脱良习外，其谈无由。[15]

六、新文化清晰以后摆脱不雅的演进

摆脱精神在新文化清晰中得到空前的张扬，“摆脱”的现代义赞成开来。陈独秀在《新后生》的宣示文《敬告后生》中力倡“自主的而非跟班的”，便直指摆脱精义。李大钊宣示：

摆脱为东谈主类生涯必须之要求，无摆脱则无生涯之价值。[16]

（宪法是）现代国民摆脱之证券。[17]

陈独秀与《新后生》

近代摆脱办法经严复、梁启超、马君武等级一代传东谈主推介，至五四时候则有张东荪（1886—1973）、胡适等级二代传东谈主崛起。胡适将“摆脱”讲明注解为：

不受外力固执压迫的权益，是在某一方面的生活不受外力适度不竭的权力。[18]

不绝第二代的储安平（1909—1966）指出：“摆脱不是纵脱，摆脱仍须遵法，但法律须先保险东谈主民的摆脱”，这种摆脱是“东谈主民的躯壳的、机灵的，及谈德的能力，作充分优性的发展”的条款，因为：“莫得摆脱的东谈主民是莫得东谈主格的东谈主民，莫得摆脱的社会仅仅一个奴役的社会。”[19]

被称“五四之子”的殷海光（1919—1969），是摆脱办法的施展者，他将“摆脱的神髄”概述为：个东谈主必须依其良心底指引而摆脱行动，这种摆脱行动以不骚扰别东谈主底非常权益为边界。[20]

他非常强调处脱经济，觉得“一朝经济摆脱不存在，便不可有任何摆脱。”[21]在摆脱办法宣介其摆脱不雅的同期，行为古典汉字词的“摆脱”，包蕴放任不羁、自恣闲隙，不受固执、不受适度的含义，仅仅一个表达个东谈主精神追求、个性特征的词语，并未插足社会的及政事的空间。这种“摆脱”的古典式用法，在现代中国仍然保有。

毛泽东的名篇《反对摆脱办法》（1937）即是在传统意旨上使用“摆脱”一词的，将旧社会的小农意志、常人气派、发放自恣、勿视模范、不守顺次等等，置于“摆脱办法”的神气下，加以月旦。故这里所说的“摆脱”与现代义莫得太多关系。

此外，东谈主们又从形而上学层面使用“摆脱”一词，将“摆脱是对势必的相识”申发为“摆脱是对势必的相识与实验”。

第二次寰宇大战技能，好意思国总统富兰克林·罗斯福（1882—1945）在林肯（1809—1865）建议的“三大权力”（人命的权力，摆脱的权力，追求幸福的权力）的基础上，于1941年1月6日在致国会的咨文中，宣示四项 “东谈主类的基本摆脱”——表达意见的摆脱，信仰的摆脱，免于匮乏的摆脱，免于懦弱的摆脱。《新华日报》《解放日报》在20世纪40年代初中期发文赞好意思“四大摆脱”。

好意思国华盛顿罗斯福牵挂碑上所刻“四大摆脱”

1948年连合国《寰宇东谈主权宣言》称“东谈主东谈主生而摆脱”，“东谈主东谈主享有人命、摆脱和东谈主身安全”，将“四大摆脱”列为寰宇列国共同慑服的基本精神。

我国现代拟定的“社会办法中枢价值不雅”十二项，“摆脱”列其中。中共十八大政事答复肯认：“富强、民主、文静、妥洽是国度层面的价值方针，摆脱、对等、公谈、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，爱国、敬业、诚信、友善是公民个东谈主层面的价值准则”。“摆脱”为社会层面价值取向之首。

社会办法中枢价值不雅

总之，古典汉字词“摆脱”意谓放任、自恣、自纵，至今仍在使用；而现代义的“摆脱”，是有不竭的、感性的摆脱，在政事上是指受法治制约的公民摆脱权，不雅念上是指基于自身主动意志的念念想摆脱，法律上是指在不违纪前提下的活动摆脱，伦理上是指在谈德自律前提下的操守摆脱，形而上学上是指对势必的相识。这种摆脱不雅日益潜入东谈主心，冉冉被群众所认同和实行。这是中西语汇涵化的后果，而“摆脱”一词正通过这种涵化获取共认的现代义。

［1］参见拙著《新语探源》，中华书局2004年版，第553—559。另见邓晓芒《什么是摆脱？》（《形而上学商议》2012年笫7期），该文对“摆脱”作中西念念想史的系统考析。

［2］《史记·货殖传记》。

［3］（东汉）赵歧《孟子章句》。

［4］参见〔好意思〕狄百瑞：《中国的摆脱传统》，香港中文大学出书社1983年，第8—9页。

［5］〔法〕孟德斯鸠：《论法的精神》，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

［6］《新闻》，爱汉者等编，黄时鉴整理；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》（谈光乙未年阴历六月），中华书局1997年版，第186页。

［7］《中好意思续增新约》，第五条，《中外旧约章汇编》，第一本，三联书店1957年版，第262页。

［8］（清）欧榘甲：《烈士乱党辨》，《清议报》第十八册，1899年五月十一日，第4页。

［9］严复译：《群己权界论》，上海：商务印书局，1906年第四版，译凡例第3页。

［10］严复：《论世变之函》，《严复集》第一本，中华书局1986年版，第3页。

［11］严复：《原强》，《严复集》第一本，第23页。

［12］欧榘甲：《论中国当知摆脱之理》，《清议报》第二十四册，横滨：清议报馆，1899年七月十一日，本馆论说第1页。

［13］梁启超：《饮冰室摆脱书·废弃摆脱之罪》，《清议报》第三十册，横滨：清议报馆，1899年九月十一日，第5页。

［14］梁启超：《新民说·论摆脱》，《新民丛报》1900 年汇编1 第2，第11页。

［15］梁启超：《十种德性相背相成义》，《清议报》第八十二册，1901年五月月朔日，本馆论说第3页。

［16］李大钊：《宪法与念念想摆脱》，《宪法公言》第7期，1916年12月。

［17］李大钊：《孔子与宪法》，《甲寅》日刊，1917年1月30日。

［18］胡适：《摆脱办法》，《创进》第1卷，第13期，1948年10月9日。

［19］储安平：《咱们的志趣与立场》，《不雅察》第1卷，第1期，1946年9月1日。

［20］殷海光：《摆脱东谈主》，《殷海光全集》第16卷，第165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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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21］计划殷海光念念想，参见何卓恩：《殷海光与近代中国摆脱办法》，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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